任何为侵略翻案、为战犯招魂、纵容军国主义复活的行径，都站在历史正义的对立面，也站在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奠定了二战后国际和平秩序的基石。但日本和德国对待二战历史态度的天壤之别，映照出两国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
在德国，用于纽伦堡审判的“600号大厅”庄严肃穆，纪念馆反复强调战争罪行必受追究，并专门设立展区介绍东京审判的内容，展现出对历史的深刻铭记与反思。而在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原址被深置于日本防卫省院内，参观限制严格，馆内关于审判的介绍极为有限，军国主义符号却被刻意突出。
东京审判以法律之剑斩断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链条。然而，由于历史清算未竟，军国主义的思想流毒、制度残余与势力网络得以保存并潜伏于日本政治和社会之中，是“新型军国主义”如今成势为患的深层祸根。
将今天日本的现实动向置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历史链条中观察，尤其能看清其中危险的连续性。战前，日本走上对外侵略之路，并非骤然失控，而是沿着一条十分清晰的路径步步为营：先在思想上制造危机叙事，以“生存空间”“国家危亡”煽动社会情绪；再在政治上突破制度约束，以“自卫”“应急”之名为扩军松绑；继而在军事上加快备战步伐，以局部突破撬动整体扩张；在舆论上美化战争，将侵略包装成“解放亚洲”“自存自卫”的“正义事业”。这条路径，归根结底就是先为侵略制造理由，再将侵略变成事实。
如今，“新型军国主义”正沿着这条老路、邪路，披着新外衣卷土重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一步步挑战东京审判的法理权威，一再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对日本在军备问题上的法律限制。其种种行径，是在系统性侵蚀东京审判成果，成为冲击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危害。
加速修宪扩军、突破安保约束，正在从制度和军事实践两个层面侵蚀东京审判成果。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推动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企图进一步掏空“和平条款”，把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为突破“和平宪法”构筑制度出口。日本宪法第九条并非日本的“内政问题”，而是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法律约束。日本妄图单方面掏空甚至废弃这一约束，属于破坏国际条约义务的不法行为。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屡创新高，进攻性武器部署加速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快速成形，武器出口限制持续放宽，“专守防卫”原则被层层掏空，新版《防卫白皮书》主张扩军备武，鼓吹军事遏制。更危险的是，日本长期制造、储存远超民用核能实际需求的钚材料，扬言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释放自主拥核的危险言论，严重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在领土主权和地区安全议题上，日本同样屡屡突破底线、挑衅滋事。日本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试图非法侵占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右翼政客发表不当言论，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相关联。这违背了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
面对国际社会对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有日本右翼政客试图狡辩，妄称日本没有大量核武器和战略轰炸机，不能被贴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标签。这种所谓的“委屈”不值一驳。“新型军国主义”的衡量标准从来不在于是否拥有核武器，而是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具备军事扩张意图、是否在安全政策上不断突破约束、是否在区域安全事务中不断挑起事端……日方的种种操作，就是在为军国主义招魂，明目张胆地让“新型军国主义”成为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现实祸源。
当下，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与“新型军国主义”深度勾连：前者洗白历史、拆除认知防线，后者改写现实、冲击和平边界，二者共同成为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威胁亚太和平的重大隐患。
必须坚持以国际共识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和“新型军国主义”合流之势。东京审判不是一家之言，也不是某一时期的政治安排，而是国际社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上作出的正义裁决。同样，今天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不能只是受害国的单向警觉，而应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维护的和平共识。受害国家要发出更响亮的正义声音，国际社会要形成更明确的规则约束，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要构筑更坚实的道义防线。
任何为侵略翻案、为战犯招魂、纵容军国主义复活的行径，都站在历史正义的对立面，也站在人类良知的对立面。80年后的今天，重温东京审判的历史警示，不仅是对受害者的告慰，更是对地区和国际和平未来的守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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